拐回三十一年前，1923年秋，紫禁城的御花园里仍有笛声回荡。那时十二岁的韫颖衣襟上缀着珠络，伸手就能摸到金丝软榻。溥仪出面，把每月四十两银子塞进她的小荷包，只为了让妹妹买点写字用的徽墨。可一年之后正规股票配资网，冯玉祥的铁甲车轰开了宫门，旧梦瞬间化为乌有。
溥仪带着妹妹仓皇迁往天津，日本人、北洋军阀、租界商人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没人真拿这群末代皇族当回事。19岁那年，韫颖接受兄长安排，与润麒草草成婚。婚礼没有笙歌，只剩洋布桌旗与冷淡祝酒，宾客匆匆散去，仿佛谁都知道这门亲事前途未卜。
1932年，溥仪随关东军去了长春，打着“皇帝复辟”的幌子建立伪满洲国。韫颖和丈夫被迫同行。她在新京大街见过日本宪兵的皮鞭，也听过傀儡政府礼炮的空响。最滑稽的一幕发生在春祭庆典：台下群众被拉来充数，台上“皇室”必须微笑。韫颖转身悄悄对丈夫说：“这笑，比哭还难看。”润麒憋着气却只能点头。
抗战末期，溥仪奔逃，苏军闪电般越过松花江。韫颖趁乱挤上开往通化的卡车。她身无长技，唯一能换面包的，是藏在衣袍夹层的一点金饰。那一路上，她卖过耳环、换过高跟鞋，甚至帮人拼过篾筐，才保住三个孩子的一口干粮。三年后，东北接连易手，她干脆用真实身份向地方政府自首：“我确是清室后人，只求活命。”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在北京城回响。远在通化的韫颖听广播时怔住——哥哥、丈夫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，生死未卜；父亲载沣则病重在京。她带着孩子返京，分得几间老宅，总算有了落脚处。然而生计逼人，空院子不能当饭吃。于是，她把仅剩的几只檀木首饰盒变卖，租下街角一点摊位，靠贩香烟维持生计。
1954年夏，章士钊在琉璃厂淘旧书，偶然觅得《满宫残照记》。信札里那份早慧灵动的笔迹，让他惊叹：“作者如今在何处？”循着溥仪七叔载涛的指点，章士钊拐进东四胡同，看到了正在摆摊的韫颖。他先是怔住，继而心生恻隐。摊子旁，八岁的男孩小肩膀扛着木箱子，嗓子喊哑也没卖出几包烟。章士钊苦笑：“真是造化弄人。”
那夜，他给韫颖留下一句话：“写封自述，别怕，字字真情即可。”韫颖思量再三，借来稿纸，把从紫禁城到烟摊的曲折一一写下，末尾补上一句：“愿为人民出微薄之力，望得一隅自立。”
1955年元旦，中南海灯火通明。毛泽东看完这封近万字的自述时，唇边划过轻轻一笑，随手在信后批道：“走进人民，志气可嘉，可安排工作。”不久，周恩来批示东城区政协：“此人识字多，懂礼制，可调研文化遗存。”
同年春天，韫颖收到任命书。她拄着那把磨得发亮的旧油纸伞，走进东城区政府大楼。工作人员递上胸牌时，轻声告诉她：“以后不必再摆摊了，您要跑社区，帮居民登记文物线索。”这份差事薪水不高，却稳当体面。韫颖红了眼圈，却没多说，只是把胸牌别得端端正正。
1956年，载涛奉通知，可带族人为战犯探监。启程前的晚饭上，韫颖突然怯声问：“我该怎么称呼那个人？”载涛笑：“就叫‘溥仪大哥’吧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”抚顺监狱，久别的兄妹相见，溥仪扑通跪下，哽咽到一句话都说不完全。探视室的灯泡亮得刺眼，却挡不住几个人红肿的眼睛。
随后的日子，韫颖在社区里登记老匾、老碑、老庙宇，每抄一行碑文都格外仔细。偶尔有人惊讶她一口纯正宫里腔，她笑着说：“念书念多了，改不过来。”工作之余，她写文章回忆宫廷礼俗，配着手绘图样，送去文史馆，竟连连见报。
1957年底，润麒被特赦，拖着破旧皮箱回家。院门一推开，韫颖正在窗下缝补衣衫。两人对视数息，泪水却没掉下来。孩子们围上来，叽叽喳喳喊爹，久违的人声热闹冲淡了十二年离散的苦味。
1959年9月，溥仪接到特赦令。办完手续他独自走出监狱大门，迎面看见妹妹和妹夫带着孩子站在梧桐树下。那一刻，昔日“皇帝”只剩朴素的感恩。他曾对卫士说：“如果没有新中国，我早就不知死在哪儿了。”
1962年正月，新华门内摆了两桌团圆饭。毛泽东举杯，望着溥仪和韫颖：“历史翻篇了，你们也要翻篇。”溥仪腼腆地点头，韫颖却爽朗地回敬：“谢谢主席，当年卖烟算什么苦，能活着就得图个体面。”周恩来哈哈大笑：“这股子劲儿好，好好工作，将来要为文物修复立功。”
韫颖后来在东城区主持过多次古迹普查，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调查材料。老街坊常提起她，感叹：“那位卖烟卷的大嫂，如今是专家了。”外人或许遗憾她失了珠冠绫罗，她却自得其乐，常说“宫里那点富贵，换不来今天的安生。”
时光流转，岁月不再让人俯仰。昔日格格在灰尘里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她先是为了糊口推着烟箱奔走，后来却能提笔，为古城修志。若问她此生最大转折，答案并不神秘——是那封交到中南海的信，也是1954年清晨迈出摊位的那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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